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