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宏杰在另一本著作《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为方面大员以后，曾国藩也并没有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暴富。在湘军时期，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带兵十二年，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很轻松就能积累百万资财实。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上下其手，发财致富。虽然，此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但终其一生，所积的“养老钱”也不到两万两白银——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可堪对照的是李鸿章的存款：八百万两白银。
这一点在今天读起来尤让人感佩。这几年，随着反腐的日渐深入，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高薪养廉的议论时有耳闻。实事求是地说，以今天公务员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穷困拮据。但收入少并这不能成为可以肆意弄权贪腐的理由。最起码，在曾国藩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