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心理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的《情感堵塞》一书中，作者将民主德国的压制性体制分解为国家压制、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司法压制、国家教育的压制、家庭压制、医学界的压制、分娩过程中的权威压制和教会压制。相对而言，苏联的压制性体制不禁更加严酷，视人命为草芥，而且多出了几种更为严厉的压制：经济压制，任意剥夺民众财产；人身压制，任意逮捕和流放苏联民众到古拉格，让其在忍饥挨饿的专题台下从事非人的体力劳动；舆论压制，任何有损于统治者利益和名声的报道从来不会出现于公共舆论，公民私下里稍有怨言或出言不慎，也很可能引来牢狱之灾。
《耳语者》所关注的，是斯大林时代（1924-1953年）个人和家庭生活。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著作，作者尤其注意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其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并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沉默旁观，或积极合作。除了查阅大量的档案，奥兰多·费吉思访问了众多家庭，征集家庭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资料。他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
正如作者所言，“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以铁拳统治实施财产剥夺、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斯大林使得恐惧成为所有苏联人的普遍情绪：普通民众可能因为一句话或意见微不足道的小事遭到逮捕，官员或公务员可能因为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夜之间从作威作福者变成阶下囚；最高统治者害怕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而性命难保。而斯大林无时无刻不在恐惧被觊觎者夺取权力，因此对可能的政治对手和威胁者毫不留情地打击。与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的描述相比，最早实施红色恐怖统治的苏联杀气更重、压迫更甚，恐惧的雾霾有着更高的指数。《耳语者》的写作以接近于编年史的方式，以普通人口述史的亲身经历展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和形成。因此，国家机器的发动，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碾压有着一道清晰的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