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林海雪原》面世时，我们便已知道这部小说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实有其人其事。但是让笔下的人物长成什么样，作者却大权在握。于是，正面人物出场时，个个神采奕奕，相貌堂堂；反面人物亮相时，则人人歪瓜裂枣，长得磕碜。例如：“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而刁占一的长相则“真是好笑，长得像猴子一样。雷公嘴，罗圈腿，瞪着机溜溜两个恐怖的猴眼。脸上一脸灰气，看看就知是个大烟鬼”。如此描述人物的长相，自然是阶级性的需要，却也让我想起福柯的一个说法：“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可以说，在小说创作中，曲波便是通过文学权力进而体现政治权力的判官，通过身体修辞，给正、反人物打上了特殊的标记。这样，人物一出来仿佛就有了气场，他或她的长相已在散发着“正气”或“匪气”的信号。
把“蝴蝶迷”加以丑化，其实就是上述“权力”的产物，只不过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坏女人也往往是被“妖精化”的。但一般来说，这些“妖精化”的女人往往外表狐媚，内心歹毒，长相与做派反差很大。然而，曲波却对这个传统既有继承，又有修正。他让蝴蝶迷从里到外坏透了，这种笔法甚至比“厌女症”描述更厉害，显然值得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
似乎为了证明“蝴蝶迷”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在小说结尾处，作者特意安排杨子荣一刀把她劈死：“‘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满地。”这应该是把“阶级/身体”的修辞运用到极致的结果——不仅长相丑陋，而且体内肮脏。李杨特意把一处土匪刀劈老百姓的描写拎出来（“许福抓住了她的乱发，抽出了战刀剖开了她的肚子。她那坚贞的肝胆坠地了”），与此形成比较，并评论道：“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作为人的身体器官的‘肝肠’也会散发出不同的道德气息。具有神性的‘革命者’的‘肝胆’是‘坚贞’的，而动物化的‘反革命’的‘肝肠’则是‘臭烘烘’的，在这里，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人兽之争。”（《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