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二战结束，习惯上用“支那”指代中国，源自印度佛经日译本里对“秦”（chin）的讹音。不过，在大正时代作家口中的“支那”并不含贬义色彩，鲁迅的文章里也曾多次使用。谷崎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上文所引的这段对话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一大社会时尚，那就是持续十数年的中国旅游热，而这一风潮首先兴起于日本文艺界。
1920年代的北京街景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周朝晖，原题：大正时代︱风靡一时的中国旅游热
大正时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两度到中国游历，写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名作，其中小说《鹤唳》中有这样的对话：
主人公靖之助的妻子不理解为何丈夫如此痴迷中国，乐不思蜀，问：“支那是好地方吗？”丈夫答道：“好地方啊，那是像图画一样美的国度啊。”
在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二战结束，习惯上用“支那”指代中国，源自印度佛经日译本里对“秦”（chin）的讹音。不过，在大正时代作家口中的“支那”并不含贬义色彩，鲁迅的文章里也曾多次使用。谷崎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上文所引的这段对话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一大社会时尚，那就是持续十数年的中国旅游热，而这一风潮首先兴起于日本文艺界。
中国成为大正日本人怀旧的乌托邦
中国旅游热是大正时期日本文化流行的“支那趣味”的重要一环。在大正时代诸多流行语中，“支那趣味”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所谓“支那趣味”，就是对中国风物的憧憬，或者说对中国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和向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目标高歌猛进。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城市雨后春笋般接连出现。到1920年时，全国已经有超过八十个城市，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两成，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汇集，传统农村社会的牧歌风情不断丧失。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精神家园的丧失。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与自然的冲突感，商业社会人的异化和主体性丧失的迷失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开始凸显。文艺界的精英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现实不如意就选择怀旧，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了大正日本人抒发精神乡愁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