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然而，他费尽心思得到的却是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自称“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的李宗仁，上台伊始便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原来，蒋介石前脚走，最高军事统帅部后脚就跟到了溪口，孙科的行政院则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而顾祝同、何应钦等一班党国干将要员干脆搬到溪口办公，在那里部署长江防御战。军机大事固然惟溪口之命是从，政府各部门一应事务也都要溪口点头，没有蒋介石的认可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时间，京沪杭公路上轿车川流不息，各方大员有事无事便往溪口跑。这样，李代总统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更叫李宗仁大为光火的是，蒋介石将国库银元美钞统统运到台湾，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不名一文。
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他对刘斐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当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李宗仁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藉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真幻想，蒋介石是决不答应的。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丞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为此，李宗仁立刻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想通过这些平素与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增加和谈的砝码，“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然而，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这些民主人士早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更为活跃，在香港的李济深等人纷纷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