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每次听到电话那端她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的样子。给父亲料理完丧事,我不顾老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
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父亲的遗像带着,老妈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父亲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父亲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父亲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老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父亲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发工资的那几天,肖勇明显有些不开心,因为他想两个人赶紧攒钱,好把房子给买了,然后准备结婚。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父亲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时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老妈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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