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我被父亲成功捉拿了回去，他轻而易举地将我夹在腋下，大步流星地返回到诊所里去。我再一次被挟持上恐怖的“手术台”，任人刀俎。我口中一颗颗的烂牙，就是这样，被父亲和大夫这两个“凶手”，一一拔掉，扔进记忆的废纸篓里。
当我被他挟持到“手术台”上去的时候，年幼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父亲经历了与我一样的痛苦。他的牙齿，在60岁那年，开始一颗颗地松动。而几颗时不时跳出来兴风作浪的龋齿，更是让他受尽了折磨。他很少对我提及自己的牙齿。只在疼的时候，吃点止疼的药片，便忍过去了。
我工作忙碌，常常将父亲的病痛忘记。直到那次他来北京看我，临走的时候。他的牙疼病又犯了，我这才坚持着无论如何都要，带他去最好的医院看牙。他听了慌忙地腾出一只手来，朝我摆道：“不用不用，老毛病，用不着治的，其实来时就该拔掉的，一着急就给忘了。这次回去一定拔掉。”我看着他痛苦扭结着的眉毛，不由分说地就换好衣服，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别再说废话了，现在就去医院。”一路上，他捂着牙，却一个劲地说还是回去吧，这里医院太贵了，我回镇上去拔，花不了几块钱的。
医院里塞满了痛苦不堪的病人。挂上号，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看看号码，竟是社长。原来是一篇稿子发的时候署错了一个重要领导的姓名。我给社长连连地赔不是。保证下次再也不会出错了，然后恼羞成怒地挂了电话，气冲冲走回去。刚一推门进去，便听到一个尖利的女声连珠炮似的嚷着：“你这人怎么搞的，年龄大了耳背还是脑子糊涂了，我叫了快20分钟了。你还傻子似的呆在座位上！你知不知道医生的时间有多宝贵啊？！”
循声望过去，便看到父亲边捂着半边脸，边痛苦地点头道着不是，脸上带着极鲜明的卑微和小心。视线在人群里躲闪游走着，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的地方。我心头被社长强行按下去的怒火，终于在这个一脸鄙夷的护士的吵嚷里，腾地燃起来。我几乎是一步就跨到了她的身旁，朝着她吼道：“你们医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吗？！他没听见怎么了？他就是年龄大了耳背怎么了？！请为你侮辱他的语言道歉！现在，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这记者将你们的恶劣素质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