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他高考落榜,这在他意料之中,父母都已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实际上孟非的心情并非一潭死水,他比喻说:即使人知道自己总是要死的,当医生告诉你快死了时,还是重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能不能上大学是个分水岭,很明确的一个界线,你就被这个社会划分到另外一个阶层里了。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人生一个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起点,更多的选择;你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你的选择就少一些,你和很多同龄人站在一块儿排队,当然会有自卑感,往大了说,一直伴随到现在。”
孟非被排在了“无业青年”那一队,他上了一学期自考班后,和朋友们去深圳淘金了。刚刚改革开放,渔民在码头卸下货后,会有一批扛大个的青年把货送到酒店、饭馆,孟非干的就是这种活儿,生意旺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块,可谁也保证不了明天会有活儿。尽管干着苦力,他内心却非常明白自己和其他后进青年不一样,未来也不一样。
他的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名中层干部,本来安排子女并不是很难的事,但父亲一直没有为孟非求过人。“人到中年我觉得好多事都能理解,不是我儿子‘海归’回来了和领导说说啊,这挺有面子的事儿。你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你去和领导开口,也丢脸,人一句话就把你回了,不符合标准呢!”
当时孟非并不理解,并有些许的怨恨,这导致他形成一个看起来有点悲观的人生原则:永远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
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江苏广播电视报》印刷厂的临时工,如果干得好,或许有机会转正。那一年他出过印刷厂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左手卷进了开动的机器滚筒里。在医院里,他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被拔下来,充分理解了江姐所承受的痛苦。
受伤之后的孟非更惹领导厌烦,他的工伤导致工厂安全大整顿。在得知自己被扣了50元奖金后,孟非大闹车间,然后卷起铺盖扬长而去,又混在了社会上。他妈妈看他实在无所事事,让他进入电视台当临时工,有活儿的时候一天50元钱,这一干就是七八年,至今孟非也回想不起自己是哪一年转的正。
“在中国要获得身份都不容易。这就牵涉到组织人事方面的事,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搞清楚的事情,它以什么方式、什么条件给哪些人。”电视台的人事制度都差不多,分为正式、台聘、部门聘、栏目聘和临时打杂。以前当临时工的时候,电视台一分带鱼、卫生纸之类的福利,他们这些临时工要负责搬东西,但搬完后没他们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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