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
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一旦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做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斤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房,5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 “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晚饭后,大家都去串门,我忙着看借来的金庸小说。二伯母遛一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停往我这边瞟。我明白了,提着书包跑到巷口,坐在报刊亭外的小板凳上,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看到黄蓉偷人家的馒头喂狗,然后戏弄饭馆掌柜,我不禁向往起来,偷窃的乐趣果真这么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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