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呼吸着空气,因为平常,忽略了它;我们每天用汉语拼音,读书、打字、上网,同样因为平常,也忽略了它。当有一天,有人问你,汉语拼音是哪来的?恐怕很少有人答得出。
在北京,有位年逾百岁仍笔耕不辍的学者,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周有光今年已经108岁。他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上帝把他忘记了,但这几年读者却对他的作品津津乐道。
读他的人生故事,你会喜欢上求知、友爱、讲真话的周有光,也会感慨,一位一百多岁的老人,居然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这位百岁老人,每天花时间最多的事情不是去公园遛弯儿吊嗓子,不是吃这吃那惴惴于生命无常,而是读书。他一直以“终生自我教育,百岁自学”自勉,说“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这就是一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智慧吧。
别人五十岁准备回家抱孙子,周有光五十岁时才改行,还是大改行。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经济,曾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作为经济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周有光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周有光改行研究文字学,是偶然也是必然。早在欧洲学经济时,周有光就对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买了大量的书自学,当时中国还没有文字学。1955年,国家进行文字改革,年过半百的周有光被委以重任。三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大会上通过并在全国推广。
周有光也不是一帆风顺,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八年抗战数度死里逃生;“文革”期间被下放到西北二十多年……他从未悲观过。
我最初读周有光,是他的《语文闲谈》,里面的文章,既长知识,又有趣。比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到不公正待遇。周有光在短文《斯文扫地》中写道:“斯文扫地,原义指文化或文人不受尊重或文人自甘堕落(《现代汉语词典》),引申义: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罚作扫地工作。”但作者并不是让你哈哈大笑了事,他告诉你:“词义不仅有时代性,还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用法。”全文就这么点内容。《语文闲谈》出版后成了畅销书,于是周有光又写了两本,叫“续编”和“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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