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黑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4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4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