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那就是袁迪宝。”
坚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她一心想着能见到从7岁开始心里就爱着的表妹了，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在上海离境时每人限带10美元，因此母女俩生活非常窘迫，而李丹妮的浙江大学学历，在里昂找工作也派不上用场。李丹妮为此一度常想自杀！她专门去一家药房穿了耳洞，借着皮肉的痛大哭一场，纾解悲伤。后来，远在泰国的祖母寄来了活命钱。此外，李丹妮用1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籍法国。
扶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她的信一开始是寄到防疫站。“哎呀，大家都来看我的东西，在50年代还比较开放，到60年代的话，就牵扯着意识形态，说你里通外国，不得了！”于是袁迪宝就让李丹妮把信寄到姐姐家。
1959——1961年，中国经历3年经济困难。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说很热恋的关系。我也告诉她，李丹妮写信来，问孩子需要什么东西。她说：”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人家！“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几个孩子，你们看，都很好，是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有时候也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几个孩子会不会比现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