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岁那年，被送进一所日校读书。这时，我对博物学，特别是对采集的嗜好大大地发展了。我试着为植物定名，并且采集各种各样的东西，如贝类、印记、书信上的印章、钱币和矿物。可以引导人成为分类的自然科学家的这种收集欲望，在我很是强烈，而这种欲望显然是生来就有的，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这种嗜好。
这一年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件事此后强烈地使我的内心感到惭愧；奇怪的是，在这样小的年纪，显然我已对于植物的变异性感兴趣了。我告诉过一个小孩，我能用某些带色的液体浇在西洋樱草和报春花上，就可产生各种各样颜色的西洋樱草和报春花。当然这是个谎话，我从未做过这样的试验。我愿意在这里坦白，在童年的时候，我精心捏造过很多谎言，其目的常常是为了使人激动。例如，有一次我从父亲的树上摘集了很多贵重的果实，把它们藏在灌木丛里，然后拼命跑去散布消息说，我发现了一堆被偷窃的果实。
1818年夏，我进入斯鲁斯伯里的布特勒博士的高等学校，在那里呆了七年，直到1825年的仲夏为止，那时我已经16岁了。我在这个学校寄宿，所以我从真正的学生生活获得了很大裨益。但学校距离我的家还不到一英里，我常常在夜晚点名之后和关门之前跑回家去。我相信这对于我保持家庭的情感和兴趣有很多好处。在我的学校生活初期，我记得为了赶时间，常常要跑得很快，因为我是一个快跑家，总能成功地不耽误时间。但是，当我没有把握时，我就虔诚地祷告。我清楚地记得，我把成功归因于祷告，而不归因于跑得快，并且惊叹的是何等慷慨地得到了帮助。
我的父亲和姐姐曾告诉我说，我很年轻时对于长时间的单独散步就抱有很强的兴趣。但当时我想些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我常完全地陷入凝思。有一次我在环绕着斯鲁斯伯里的旧城堡顶上走回学校，那里已经被改成公共的人行道，在一侧的胸墙已经没有了。我从上面失足跌下来，不过它只有六七尺高。然而在这突然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失坠的那一刹那，在我心中涌现出来的思潮之丰富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