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的父亲到底是谁呢?我插言。
奶奶说,看你这小丫头,再多嘴,奶奶可不说了。
我赶紧闭上了小嘴,支棱起耳朵等着奶奶的下文。
闹“文革”的时候,一群戴红袖章的人来到院子里,说是要将当过国民党兵的哑巴拉去批斗。
哑巴吓得躲在屋里。这时她走出屋子挡在前面,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没有做过坏事,我可以证明。
他们当然不信她的话,纷纷质问她。她拿出半张报纸,指着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说,这个人曾经是我的兵,他可以为我证明。
来人惊呆了,谁都不信又不能不信。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上边,惊动了上级。省里派来了一个大干部,开着吉普车来的,见了她还没说话,就向她举手敬礼。
她哭了好久好久,像是和家人失散多年的孩子。她把祁连拉到大干部身边说,他是红军的骨血。
不久上级派专车专人要将她和祁连接走,哑巴依依不舍地为她收拾好行李,拿出家里仅有的钱给了她和祁连。她望着已经到了斑斑暮年的哑巴,将行李展开,她留了下来。
故事完了吗?我问。
奶奶说,完了。
我觉得没完。
奶奶说,完了。
我在被窝里说,那个女红军现在多大了?和奶奶差不多了吧。
奶奶掖了掖我的被角,叹了口气,是呀!她也老了,老得都不能动弹了,她真想去那个山头给那些姐妹们烧个纸呀!她们都牺牲了可她还活着,她们要是活着,也像她一样子孙满堂了。
在煤油灯下,奶奶的眼里闪烁着亮光。在炕头上纳鞋底的娘抽泣起来,奶奶也擦了一下眼角,不再说什么了。
我看着奶奶想,今天奶奶说的故事和以前说的不一样,而且是发生在我们祁连山的。
谁是那个女红军呢?谁又是祁连呢?我带着这些疑惑进入了梦乡,明天奶奶会告诉我答案的,每次故事讲完后都是这样。
然而,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娘的哭声唤醒了,奶奶去世了。
没有人告诉我,奶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它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谜。奶奶会不会就是那个女红军?可我爹不叫祁连叫连发,村里人都管我娘叫“连发家里的”。村里有两个哑巴,一个是大个子哑巴骡子爷,一个是明明,但明明绝不是奶奶讲的那个哑巴,他才是个小屁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