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就有些不安了,说,搞得人家这么痴迷,又不能回报,实在是犯罪。我说你去爱吧,咱俩离婚得了。她说放屁,你死了我也不嫁人。我说在80年代,那个送你鲜花的人绝对不是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他肯定有本质的要求。
事情不幸被我言中。有一天,妻子神色不安地回来了,除带了一束白菊,还有一张鹅黄色的字笺。字笺上写道:“请明天下午一点在公园木瓜亭东第三只长椅上一会。不来也罢。”妻子绝对不去,但我做了耐心劝导,主要理由只有一个:权当改善生活呢。妻子总算答应了,并且,我俩还准备了对付那男子的台词。
那天的公园阳光很好,风景也相当媚人。白玫坐到指定的凳子上,我则躲到隐蔽的远处。我发现妻子像受刑似的坐在那儿。时间已超过了两个小时,只有两个学生和三个拖儿带女的老太太到她身边坐过,再没有出现其他人了。在返回的路上,妻子说,有三个男人神色不对,其中肯定有那个送花的人。我说不是三个,而是30个300个甚至更多,因为男人见到你就自然联想到鲜花,因为再漂亮的风景也没有美女好看。妻说我是拍马屁,我说这是惟一的优点。
当天夜里,我改写了一首诗:
花儿们都到哪儿去了
花儿们都被小伙子摘掉了。
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伙子们都给姑娘献花去了。
姑娘们都到哪儿去了
姑娘们都嫁给丈夫了。
丈夫们都到那儿去了
丈夫们都给妻子采花去了。
读了这首诗就会明白,那个给我妻子送花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她的丈夫海桅。海桅正是我的笔名。
当我知道送鲜花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秘密时,我就趁早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白玫。她有点生气:
“你干吗要说出来”
稍顷,她又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静默了好久,她摸着我两鬓的几绺白发,深情地说:
“真对不起,真没想到我害得你费了那么大的心……我会让你的头发变黑的。”
诗人和她的妻子拥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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