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我去采访石马街一位老太太。
那年她77岁。1947年的秋天,23岁的她与21岁的表弟结婚。他们的婚事是双方父母多年前的约定。结婚18天后新郎去邻县办事,后来便随大哥、二哥去了台湾,从此不得再见。此后的六十多年中,她做梦都想见到丈夫,直把一头青丝熬成银发。
“我一定要去台湾找他。”采访中,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以至我马上想起“死不瞑目”这个词,以至我采访结束后多年都被这句话揪着。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实。
她丈夫的确在台湾,也曾在去台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丈夫告诉她“回来遥遥无期,不要等我,你另寻幸福”。但她认为分别是暂时的,是战争造成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她说,他走那天早上,还笑着对她说,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老人,我办完事就回来。
新婚18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在她40岁时,石马街组织妇女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竟仍是处子之身。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她丈夫与石马街的亲戚屡通音讯,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他对她这种铁铸般的死默,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要去台湾,要找到他,要问着他。
这无法实现。我想。
二
老太太满脸网纹,但面目可亲,没有丝毫我想像的怨妇神情。她始终微笑着向我回忆,即使说到断肠处也不落泪,真是坚贞。她家摆设简陋,连电视也没有,卧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木制相框,每个相框里面都是丈夫的照片,都是同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丈夫寄给石马街的亲戚的,她要了来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五官端正,戴着黑框眼镜,微胖,没有笑意。
建国后,大嫂、二嫂相继改嫁,公公爹爹婆婆妈妈也都劝过她。她本可以生儿育女,过上热气腾腾的红火日子,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但她不,只是等。
石马街是这县城中一条古老的街,凡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多数是县城的原住民。石马街没有马,有一排国槐树,开淡绿色的小花,一边开,一边落,使八月的石马街仿佛总是下着零星小雪。有一个终年咳嗽的老汉,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永远一个人,永远咳嗽着向南一趟,向北一趟,西天的太阳被他的咳嗽一声一声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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