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 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我没有说我们的关系。”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有个幸福的家庭。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他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波 折
1966年夏天，李丹妮收到一封从香港发出的匿名信。信上说：“不要再写信了，你在害人。”李丹妮一看就明白，这指的就是厦门的袁迪宝。她很害怕真的造成不幸的后果，于是马上停止了通信。
直到1976年，李丹妮按捺不住焦虑和牵挂，再次往防疫站的旧址寄出了一封信。此时，防疫站已经搬走，信很快就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这是李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写给袁迪宝的信：“……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你1965年5月12日的信，那似乎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信……迟疑了很久，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短信，但愿你能读到它……”
李丹妮也曾经在1980年、1986年、2000年3次回到中国，但均未能找到袁迪宝。此后，李丹妮也就放弃了：“当时我想，算了，他的生活一定很好，孩子也大了。如果我突然出现，他会怎么想呢？”
重 逢
袁迪宝在70年代也写了七八封信给李丹妮，都被退回来。“我就以为她会不会到马赛、巴黎去工作了，地址变化了。我不相信她是短命鬼，她一定还在，一定会写信给我。”
1994年3月，黄秀雪患上了口腔癌，8个月后去世。从此，袁迪宝独自生活了13年，他自嘲已经成了“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我的同事、姐姐、嫂嫂都劝我再找一个老伴。但是我坚决拒绝了，我还有一个亲人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