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一方面与中共、共产国际对叶挺的责难和排斥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叶挺探索第三条道路有关，而导致叶挺积极探索革命新路的原因则更加复杂。此外，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对叶挺也有很大影响，宋庆龄、邓演达等组建第三党时坚持这个主张，多多少少引起了叶挺的共鸣。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叶挺也因国共协商组织新四军而回到党的怀抱。
《同舟共进》2016年04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04期，作者：蔡长雁，原题：叶挺离党之谜
众所周知，叶挺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离党，直到抗战开始后，亲赴延安，表示接受党的领导，至1946年3月出狱后才重新入党。对叶挺离党的原因和经过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比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周恩来作为见证人，断定叶挺是“离党”，而不是“脱党”，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1937年11月，叶挺为组建新四军事宜亲赴延安，在欢迎他的晚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很不平坦的。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好同志倒下了，也有个别叛变了。坚持下来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革命好比爬大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对自己离党那一节没明说，只是用“爬山中途折回”来比喻，也没有解释半途而返的原因。
本文将新发现的相关零星史料进行分析排列，希望能解开叶挺离党之谜。
对农民运动有不同意见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革命手段没收包括地主土地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但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政策并不适当，果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宣布停止苏维埃运动，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大家都没有经验，究竟应该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党内争论不休。叶挺当时无法参加党内的高层争论，但他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这可以从他处理“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的手法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