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不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有时也会处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大人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接下来，他以“自觉心”对“爱国心”进行颠覆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