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们的风俗，这个名字与晦气无关，是神圣安宁的代名词。我深深认同这个观点，正如许多人闻之色变的太平间，反倒是世上最太平的地方。因此我更加不解，如此看待死亡的人们，为何对月亮河三个字噤口不言。
十五年前我在达哈苏生活过，步行横穿那座小城仅需半小时，即便这样，不足一万的人口还是让街道显得空荡荡的。它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让南来北往的人有个歇脚之处。
我曾站在学校的塔楼里，眺望四周延绵的群山，深切地体会到了它的价值：无论朝任何方向前行，距最近的乡村也有将近三百里之遥，对当时的火车或者汽车来说，那是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倘若此处没有补给，往往意味着困窘与恐慌。
正午十二点，我登上了久违的绿皮火车。如今它在主干线上已经全面停运，但在偏僻的支线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狭窄的车厢，硬邦邦的座位，看不出本色的地面，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甚至连车次都没有更改，每周往返两次，比某些长途国际航班还要稀少。
旅客们依旧沉默寡言，他们要么翻阅报纸杂志，要么闭目养神，完全没有互相交谈的趋势。达哈苏最兴盛的部分当属林业局，兴盛的意思是那里的人员经常流动，尤其是护林员，倘若要他们在达哈苏幽暗严寒的深山老林连喝两年北风，怕是连一半人都难留住。
坐在我对面的中年人脸色黑红，皱纹如斧削刀刻，浓黑的双眉间有颗豌豆大小的肉瘤。一张晚报被他翻来覆去地读了几遍，还没有放下的意思。
我递过去两本杂志，他愣了愣，微笑着接受了。
“您是去换班吧？”我轻声问。这班列车只有两节车厢，乘客稀稀拉拉，这个中年人坐在车厢的角落，周围五六排座位都是空的，实在是谈话的理想位置。
“你怎么看出来的？”他笑着反问。
“我还看出您不是第一次去达哈苏当护林员。”我淡淡地说，“因为这里只有您的脸上看不到沮丧和苦恼，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坦然。”
他收敛了笑容，“眼神挺厉害嘛，你是？”
“父亲在达哈苏工作过，我也在那里呆过几年。他叫赵成武，或许您可能认识。”
他的神情释然了，“……热电厂财务科的赵科长？难怪……你爸爸现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