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讲真话的卢梭

在中国

卢梭与中国渊源已久。1878年，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及了他所听说的“乐苏”（卢梭）的事迹，被认为是中国人对卢梭最早的记录。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的《民约通义》（即《社会契约论》），是目前所知卢梭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肇始。此后百余年里，卢梭的主要作品被相继引入，并不断有新译本问世。今天，仅《社会契约论》的中译本便能找到20种以上。“一个外国著述家的著作在我国连续一百多年不断有译本问世，这种例子是不多的”，李平沤说。

西学东渐中，卢梭的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期，一度进步人士人人谈自由平等谈天赋人权，言必称卢梭，正如当时《苏报》文章所述：“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

和此前卢梭著作在欧洲、日本等地引发的影响一样，主张革命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卢梭的书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直接把卢梭的思想称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孙中山说尽管卢梭“天赋人权”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但他提倡民权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卢梭在中国曾几度受到热烈追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学界展开了对卢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回顾卢梭在中国的境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方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研究学者高全喜说他感到“爱恨交加”，“卢梭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他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渴望，批判的锋芒以及内心的丰富性等等，可以说人类灵魂所能够有的这些东西都聚于一身。他追求的平等、正义、纯粹心灵都确实非常美好，确实符合人性，但如果找不到达到美好的手段，往往会导致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说：“今天，对任何我们喜爱的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像当年那样一会儿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过了几年又觉得他是万恶的，我们会比较平和。我们要结合自己，看在中国的情况下，卢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帮助，哪些东西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如果您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语词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这是卢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信用语所说的一段话，或者，这也可看做是卢梭对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们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