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现场后得知其中有一个外星飞船的成员幸免遇难，而且还处于清醒状态，并没有受伤。这个意识清醒的外星人相貌与其他遇难的同类相似，但并不是完全相同。
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可与这个外星幸存者交流，因为“她”既不使用口语，也不会识别任何符号。然而，就在我给这位“患者”检查伤情的时候，我立即察觉并领悟到这个外星生命正在试图与我交流，“她”使用的是一种由心理直接产生的“意念的画面”或“心灵感应的思想”。
我立刻把这个现象汇报给了“凯维特”先生。由于当时在场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接收到这些“思想”，而且这个外星人似乎愿意与我进行交流，于是，经过与一位高级军官的简短商议之后，决定由我参与陪同这个外星人返回驻军基地。
做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是一名护士，可以参与外星人身体护理方面需要的工作，同时我的角色也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通讯员和同伴。毕竟，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女性，而且没有配备武器。从那之后，我被固定指派以“同伴”的身份去招待那个外星人。
我的职责是去会见并访问这个外星人，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份完善的审查报告，向指挥部当局汇报。后来，一些军方和非军方的工作人员向我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问卷，由我将问卷中的问题“翻译”给这个外星人，然后针对每一个回答进行记录。
无论这个外星人是在医疗测试的过程期间，还是在“她”遭受的来自众多政府机构的其它调查活动期间，一直都有我在场陪同。
由于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委派，为了增加我的安全(保密)级别，我还因此被提升了军衔成了高级军士长，我的津贴也从原来的54.00美元/月上涨到138.00美元/月。从1947年7月7日起，一直到8月份这个外星人“死亡”或与“身体”分离的那一刻，我执行了这些特殊委派的任务，你将可以从我提供的文件资料中读到相关细节。
由于时常有军方、情报机构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官员在场，虽然我从来没有与这个外星人完全独处的机会，但是我仍然在未受干扰的条件下与“她”进行了将尽六个星期的(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