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立皇后，则是通过减少外戚来防止外戚专权。它在具体操作中还严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辅政，不仅从根本上避免外戚专权，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权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关措施，这就极大地排除了外戚势力。从东晋、南朝来看，除了东晋褚太后和陈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据《陈书·皇后传》记载，由于“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曾临朝听政外，在这一时期也确实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而且即便是太后临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以“聪明有器识”的褚太后为例，她在哀帝、废帝和孝武帝年幼时称制，曾重用名臣谢安，委政权臣桓温，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诸帝成年后便立即归政（参见《晋书·后妃传下》）。这与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的专权显然是大相径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文化特点。从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孙皓，其余均为十六国和北朝的皇帝。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放在眼里。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设置皇后上却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礼仪，既注重形式，也考虑效果，体现了统治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