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如果说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丽斗艳，其推动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则恰好相反，变成以“寒乞”为时尚，而其推动者则是贵胄子弟。近人李孟符着《春冰室野乘》记载，自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可是其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洗了一把脸，又显出“白如冠玉”，原来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贝勒，着的是煤灰涂面的“时世妆”。李孟符向朋友打听，这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身经庚子之乱的李孟符不禁感叹，这种“服妖”实为神州陆沉之预兆。
明清两代“服妖”风尚各异，实质则一，均为人们对服装求新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谓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下民的穿著打扮轻易不去干预，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