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贪官为何占绝大多数？

人言可畏，舆论对压制贪腐，无疑有巨大的作用。由于贪官的缺德，从来也没有一个贪官，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要当贪官，以当贪官为荣。秦桧和严嵩是个鲜明对比。专职纠劾贪腐的台谏官，不过是由秦桧牵线的一群恶犬，他们只是按其政治需要，去吠咬异己，而对秦桧，只能是挖空心思地用各种谀词，去称颂“圣相”的盛德。然而严嵩却根本没有那种势焰，他当权之际，一个又一个的正直的官员，前仆后继，不断向嘉靖皇帝参劾他的奸贪。但嘉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听正论，而支持、包庇和纵容严嵩的奸恶。在等级授职制下，即使有正论，当时又起了什么作用？起作用者倒是倡正论者反而惨遭严嵩的迫害。

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决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

各朝各代大致都有清官，但清官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更无法挽救危亡。所以,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

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各朝各代大致都有清官，但清官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更无法挽救危亡。

即以明朝为例，《明史》卷258《韩一良传》说，“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春明梦馀录》卷48载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在明季的危局中，崇祯皇帝非常感叹岳飞这句名言，但他面对的，则是文武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现实，不亡何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