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看不到因高俸养廉而培育的清官,也看不到真正因穷困之至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
表面上看,个别清官似乎是十分风光体面的,如张伯行受康熙皇帝褒奖,“特谕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褒”,或说为“江南第一清官”。同时,因“家道甚饶”,生活待遇颇高,但此只能属特有的例外。
如,清朝另一清官于成龙“薨于两江总督任所”,“藩臬入内寝,检遗囊,为棺敛计,见其衾帏敝陋,笥存白金三两,旧衣数袭,青钱二千、粟米五六斗,相率太息而出。性廉洁,俭于自奉,不为妻子计,恶衣粗食,安之若素。圣祖亦信之弥笃,以为廉吏第一”。这是反映了清官清苦生活的一般情况。明朝的海瑞“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也是一个清官的物质生活,民心如镜,上引记载也是人民对其清廉的追悼和哀思。
古代生产水平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历代都不可能为低官提供优厚的官俸。古代有关养廉的议论和措施,不可胜计。宋朝名相王安石就是一个力主高俸养廉者。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后,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他“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字。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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