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过去30多年，夏天都是张双兵最忙的时光，他拿出暑假大段大段的时间寻访慰安妇、整理材料、联系索赔。“1995年夏天，光是北京，就去了7次。”张双兵说，当时正在忙着对日起诉。
寻访慰安妇这件事有时候也让张双兵背上了别人对他的一些功利的猜测。“管不了那么多，随他们怎么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除了一名来自河北的慰安妇，张双兵寻访的126名慰安妇仅仅来自这方圆不过近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个人能力有限，财力有限，去不了更远的地方，但仅仅这些地方已经有如此多人受害，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根据1993年公布的一个公开数据，当时预计在1941年~1943年间，有近10万名慰安妇遭日军迫害，到了1995年，这个数字增加至20万人，“我估计最少有40万，当时每个据点是10个女人左右，一般情况下是1~2个月要换一批慰安妇。”
33年来，张双兵记录下来的127个关于慰安妇的历史记录，全部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罪证，然而这正义始终无法伸张，成了张双兵心头沉重的负担。
知道能索赔哭着说出往事
1982年，29岁的张双兵还是一个年轻的语文老师，他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仅源自村里老人的口述，“老人们说起日本鬼子都是咬牙切齿，但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具体有多坏，直到我遇见了侯东娥。”
“她年轻时很漂亮，村里人都叫她‘盖山西’，也正是因为太漂亮，40年前日军占领盂县时，她就遭了大殃。”张双兵的坚持，让后人知道了侯东娥曾经遭遇过的惨痛经历。
“很多老人都选择避而不谈，尤其是侯东娥。”这个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的女人，还遭遇了被丈夫抛弃、孩子饿死、自己丧失生育能力的厄运，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没有孩子供养自己，只能和第二任丈夫李五百住在窑洞里，炕上是破烂不堪的草席，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可做凳子的木柜子。
“第一次向侯东娥问起慰安妇的事情时，她顾虑很多，对那段耻辱经历，丝毫不愿透露。在农村，女人把名声看得比天还大。”张双兵说，那些被日本兵凌辱过的老人，都在别人的指指戳戳中活了一辈子，“谁愿意和你谈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