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权而聚，因权而散
尽管宫阙重重，藏品却越来越无地可放，这是乾隆收藏时的又一苦恼。乾隆晚年，愈加贪婪，扩大了进贡官员的身份。以前只有督抚等一品大员可以进贡，后来布政使等二品官员也可以进贡。不仅如此，连要什么不要什么，乾隆都有明确旨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皇帝专门颁布上谕，告诫各省督抚，“如宝座、屏风，各宫殿皆有陈设，不便更换，即佛像亦属过多，无处供奉。”
上位者如此，官场贪污可想而知。各地官员千方百计搜罗奇珍异宝，运到京城。嘉庆帝继位后，发现内宫中各地所搜刮来的物件，已无处可放。
不过，客观地讲，乾隆是真心喜爱艺术，也能做到爱屋及乌，替艺术着想。他先后将收藏的众多碑帖，以《三希堂》《墨妙轩》为名，临摹送给大臣，不过碍于当时技术条件，传播极为有限，真品始终藏在皇宫之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皇帝曾下令让大臣于敏中等将宋《淳化阁帖》考证刊刻，以求嘉惠学林。
乾隆靠权力手段收集的大量艺术珍品，短时间内云集宫中。不过，因权而聚，因权而散。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政治的波谲云诡，《石渠宝笈》中的大部分藏品也颠沛流离，四处流散。
以乾隆最钟爱的三希堂三大帖的命运为例。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将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带出宫外。它们被辗转多手，于1950年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周恩来等人果断出手，将其重金购买回国，成为故宫珍藏。其中《伯远帖》，更是今日《石渠宝笈》特展的重头所在。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随国民党离开大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正是这些珍品的流散，才使得《石渠宝笈》愈显重要，只有用它按图索骥，我们才能一件件追回昔日的瑰宝。《石渠宝笈》扮演了一个品牌鉴定的关键角色。曾有人说，没有进入它的法眼，就很难说是古代艺术珍品，更别说有不朽的艺术价值了。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
这次北京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除了被众人瞩目的《清明上河图》和上文提到的《伯远帖》之外，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宋代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卷》、明代徐渭的《梅花蕉叶图》等国宝级珍藏也一并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