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把大清当做一个“帝国”，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当时他面对“大日本帝国”的名称，感到不能降低国格，才用它达到一种平等的效果。有趣的是，“大清帝国”的提法很快被接受，出现在此后几年内的报纸、地图、法典中，官方还制作了一方有“帝国”字样的玉玺。当代的中国学者也已经习惯了用“帝国”去形容古代中国，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用法。欧立德认为，如果我们能明确帝国的定义，把“帝国”和“皇帝”两个词分开来去讨论，或许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能有新的帮助。
“帝国转向”的由来与“帝国”含义的变化
在西方的研究中，首次使用“帝国”去形容中国是1920年代。此后用这个词来研究中国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果用Google Books的Ngram View做出统计图表来，就能发现它们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此后又有下降的趋势，直到90年代以来Empire和Imperial的提法又明显上升起来。这是由于在60年代，西方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传统帝国历史书写已经发展到极限，而直至90年代，新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才经形成。
讲座现场（摄影：沈雪晨）
西方历史学界在近五十年来形成了多种转向，比如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民族转向（Ethnic Turn）等，“帝国转向”也是其中之一。在欧立德看来，这一转向使得我们对待帝国的视角和从前产生了两大区别：一是把帝国作为政治、文化体制来看待，而不是传统重视的经济体制，它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而重视帝国内部的文化习俗、政治传统是如何互动的；二是开始以横向比较的研究范式，它去除了殖民母国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优越性，把各帝国内的各部分都看做参与全球经济、政治运行的独立分子，赋予较高的主体性，从而瓦解了以往的“二元对立”模型。比如英国史学家们对于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就开始侧重母国之外的殖民地建设活动，是如何对对本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的。把域外的范围纳入本国历史，就大大改变了帝国的历史书写，是为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在这方面Cooper和Burnbank的Empire in World History就是这样的典范。“帝国转向”使得“帝国”这一名词被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了回来，不再代表肮脏，而有了新的解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