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