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环境的根本性转变，是后来国民党当政之后，所谓“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6期，作者：刘超，原题为：《追忆似水年华——听何兆武先生谈往事》，本文系节选
何兆武：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学校环境比较宽松，学习也很自由。我读小学时还是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当然非常腐败，但当政者的控制还不至于无孔不入。那些人只顾动粗，一掌权就捞钱、抢地盘，顾不上对思想文化进行过多的控制。这种环境的根本性转变，是后来国民党当政之后，所谓“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来，形势当然就不一样了。那时中学念完了也要考大学，不能说毫无升学压力，但压力总不是很大。学校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仅大学没有统一教材，中小学也没有统一教材，更不要求所谓“标准答案”。后来等我自己做老师了，我也不搞“标准答案”这一套——在思想文化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答案呢？
那时也不特别强调要说标准的国语，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国语就不标准，带有一些口音，但能听得懂。学校里大家的口音五花八门。我后来在历史所工作，与张政烺先生接触较多，到他晚年80多岁时，我对他说，您老人家在北京好几十年，差不多生活了一辈子，怎么山东口音还是这样重？张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没必要学普通话，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但张先生和许多老先生一样，学问是很好的。教师讲课要让学生能听得懂，但也不至于像要求播音员那样，关键还是要有水平、有思想，而不是做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