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看出邓宝珊远见的是他对1948年4月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囯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番泼冷水的谈话。他说：“以现在情形，于先生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院长，下策是出马竞争。”几天后，于右任凄惨地落选了，一年后流落到台湾，只能在台湾望大陆了。无私则无畏，秉直则坦直，邓宝珊不谋取个人实力和地位，决定了他羽扇纶巾，对形势判断精准，不言庸人常用的那些貌似祝贺的套话、大话、空话。
从邓宝珊这位国民党将军成为共产党挚友的过程，也显示出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功。2015年底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又强调“大统战”，重温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统战工作对人“尊之以礼、待之以诚、动之以理”的感情和经验，更感可贵，亲切，富有现实意义。这里引用该书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1943年邓宝珊从重庆返回榆林，提出经过延安，不直飞榆林。毛泽东先电示董必武：“欢迎邓宝珊不日经延回榆”。紧接着他又提醒董必武，电报改为：“欢迎我公经过延安北上，以便畅谈。何日到延，望先电示”。后者把直呼其名改为“我公”，把“回榆”改为“北上”，又望他“先电示”，还加上“畅谈”，这是何等的“尊”、“诚”、“理”啊！
《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一书之所以能把邓宝珊的心路历程写得如此真实、动人，是与编著者的足履实地、坚持“两点论”有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该书一改当今传记中“一边倒”的歪风，不搞“说好就十全十美，说不好就一无是处”那一套。该书也写出了邓宝珊在接近共产党时既有光明磊落，也有犹豫不决。真理是过程。走向真理不是在笔直的长安街上开跑车，要经过艰难曲折。该书为了说明这—平凡的真理，发挥课题组的集群效应，旁征博引，书中几乎每—页下都写有引文出处。编著者不仅查阅了书籍报刊，而且还查对了档案，不仅查对了已刊档案，而且还查对了大量的未刊档案，做到了—是一，二是二，做到了有根有据，有板有眼，不溢美，不乱贬。
才识过人的编著者写出了书中心开目明、料远若近、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传主邓宝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