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震惊，我说我绝对不能学日本语，我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啊！我父亲在南京的砖瓦厂当卡车司机，死于南京大屠杀，母亲是苏北的农民，也死于日军刀下，我那时还不到5岁。
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回答说：“我什么都可以听党的话，就是不能学日语！来东语系，不学数理化，我听党的。但是这事，总得尊重我的选择吧！”我想通过诉苦改变领导的决定，但是没有用。原来，当年每个专业要配一个党员做团支书，印地语专业已经有一个了，日语专业正好缺一个。书记最后使出杀手锏，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我没办法，只好点头踏进日语专业。
一开始我对学日语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国仇家恨在心，怎么学得进去呢？后来真正的转折，是当时57岁的周总理在北大的五分钟演讲。
那时他陪同缅甸总理乌努来做一个关于佛教如何改变缅甸的演讲。乌努最后说：“我敬爱的朋友周恩来先生，他不相信佛教，而相信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一个主义，但是我不怪我的朋友。他不是对佛教有成见，而是他没有切身体会到佛教的伟大。如果周恩来先生能在缅甸生活一年半载，一定会像我一样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其实，听周总理讲话才是我们台下四百多师生代表的目的。我们高喊“欢迎周总理讲话！”他实在推辞不过，就讲了五分钟。那五分钟演讲的内容我终身不忘。周总理说，“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在中国贯彻，而且将来在世界上与各国的交流，我们也要贯彻。有些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发表。有些国家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完全是说谎，今天乌努先生不就讲得很好嘛！至于乌努先生希望我成为一个佛教徒的美好预言，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我遗憾地告诉你，因为30年前我经过严格的比较和选择，我挑选了从欧洲传来的主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