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反”运动中，全国有一万人左右被判处不同程度的刑罚，而根据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于1952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参与“五反”运动的工商户，共计999707户，有1509人受到了刑事处分。
“三反五反”运动 资料图
凤凰卫视1月11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50年5月，陈云主持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认为商品滞销是全国工商业的主要困难，由于过去12年通货膨胀而产生的虚假购买力，已迅速消失，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停工歇业的萧条景象。1950年3月，各大城市失业人口约在38万到40万左右，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117万人，1950年前四个月里全国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论及困难程度，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上海重于其它城市，工业重于商业，而粮食、布匹等批发业及高级消费品行业的困难最大。
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的基本好战而斗争》中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获得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对于工商业的合理调整，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企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通过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中国的经济结构获得重组，国家通过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可将部分私营工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充实国营商业的物资力量，再加上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等政策的实施，到1951年市场重展活力。
但是不久后，秘密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不法商业行为浮出了水面，愈演愈烈，根据京津沪等九大城市的统计，45万户私营工商业中的76%曾用不同的手段牟取暴利。1951年第三季度后，不少工商业者开始不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任何，1951年冬到1952年底，“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在全国党政机构中推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展开。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于1952年4月21日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行的反贪法律文件。在“三反”运动中，全国有一万人左右被判处不同程度的刑罚，而根据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于1952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参与“五反”运动的工商户，共计999707户，有1509人受到了刑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