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中纪委八组问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他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4月25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戚本禹：批李秀成最初只是影射彭德怀》
“文革”前夕，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政治领域影响深远，戚本禹也由此调入《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1966年后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步入人生最高点。
因两件事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1950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最初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和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戚本禹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1961年，戚本禹被派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搞调查，回来后他写了一封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这封信经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转呈，毛泽东看后很赏识戚的见解，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戚本禹从此在中央的高层挂上了号。
另一件事是中南海“八司马事件”。1958年3月，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林克、戚本禹等8人向上级反映了政治秘书室的一些问题，被批是借反右而“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想不到我身边也发生了‘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大地主、大官僚打击被罢官，史称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之后，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他是写过调查报告和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
周扬批评《评李秀成自述》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此文一出，一片哗然。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文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对《历史研究》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著名学者范文澜、翦伯赞等一边倒地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还得到消息：这次批判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周恩来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请总理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