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上山下乡最大的体会之一，人那时候活一种精神、活一种成就感。那时候我一分钱不挣，而且搭了好多钱，把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搭进去，在农村被老乡追着给他们看病，那是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孙立哲 男，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附中67届初中生。知青10年，他和关家庄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和知青模范。现为出版人，往来美国、北京两地。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22日C02版，口述人：孙立哲，原题为：《“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全打破了》
毛主席那指示发表的时候，我满17岁。
我1951年生人，11月11号生日。我名字中的“哲”字是后来改的，原来是“喆”，里面有“十一十一”，很吉祥的一个意思。原来铅字字库里没这个字。后来我成了知青典型，报纸要登我的文章，找不出这个字，就问我能不能改名儿。我说“改吧”。
很多人听见消息就走了。我是1月6号走的。那时我在清华附中，初二。
我们家三个男孩儿。哥哥大我8岁，那年是科大的学生，差一年毕业。所以他是大学到东北，也下去了。我上陕北。弟弟比我小7岁，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也下到农场，在江西那边。
当时父亲因为留学美国，被怀疑美国特务审问了好几次，下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在那儿染上了血吸虫病。1949年他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后已经在通用电器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选择回来在清华当教授，清华电机系出来不少人，他学生里有一个朱镕基。
妈妈给了我一个羊皮褥子，它救了我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是处于非常压抑的状态。“文革”把我们原来期望的未来路径完全打破了。
“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我出身不好，“红卫兵”吸收不了我，我感到很大压力。后来武斗开始更乱。人在批判自己，自己所有东西被否定的情况下，总要找一个东西来替代，需要一个新的出路——不是你做什么的出路，而是你价值观的出路，你重塑理想、对未来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和你在世界中的地位。那时候在世界中的地位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所以还是很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