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的唐朝大诗人元稹的一生，被陈寅恪先生讥讽为“巧婚”、“巧宦”。元稹八岁丧父，随母亲依附舅家，生活贫困。这段不幸的童年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元稹先依附京兆尹韦夏卿，再依附宰相裴垍，后与宦官驿站争宿遭贬，一转而依附宦官，竟至于官居宰相，为时论所薄。这样一个投机热中之徒，初恋便主演了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便不足为奇了。
元稹所作《会真记》传奇是后世所有西厢故事的母本。《会真记》传奇乃元稹初恋故事的自供状，张生即元稹本人的论断，前人多有考据，比如元稹的年龄、行踪，都和《会真记》的张生若合符节；崔莺莺的母亲郑氏是张生的“异派之从母”，而元稹的母亲也姓郑，与崔母出于同宗……如此等等，以至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因为张生即元稹自况，元稹在《会真记》传奇中对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多方予以掩饰，叙事中因此留下大量的漏洞，引起了后世许多人的兴趣，千方百计地要补足其中的漏洞，所以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元稹本人的《会真记》传奇之外，以张生和崔莺莺故事为主题的续作者居然达到了27种之多！不过时间隔得愈久，续作与故事的原貌也就差得愈远，以至最后催生了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结局。在流氓文人的意淫之中，崔莺莺真实的悲惨命运被付之一笑，化作了王实甫得享大名的锦绣文章。
《会真记》一开始，元稹就向我们解释了何以22岁仍然保持着处男之身的原因：“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登徒子并非好色之徒，因此那种行为才是凶行。我是真的好色，却遇不到我喜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尤物，我未尝没有留心，因此凭这知道我并非忘情的人。元稹自承好色，但他的好色区别于登徒子的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