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税收被视为是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甚嚣成上。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全由国家下拨，亏损则由国家补贴。这种大锅饭体制使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到1979年，国家财政赤字已高达170亿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国家领导人 资料图
凤凰卫视5月26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文革期间，税收被视为是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甚嚣成上。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全由国家下拨，亏损则由国家补贴，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实际上不对亏损负责，只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这种大锅饭体制使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到1979年，国家财政赤字已高达170亿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79年春，刚刚上任三个月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刘志城，便亲率各省税务干部100余人，在江苏无锡，展开了税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初步提出了对国有企业征收所得税的设想。5月初，刘志城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运用税收来调节利润，以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当月，财政部和湖北省财政厅确定了第一个利改税的试点，从这一年起，对湖北省光化县15个小型国企征收所得税代替利润上交，税后的利润交由企业支配。对此，县农械厂会计股长谭祖勤曾经说，改征所得税是外界有压力，内部有动力，逼着我们学会做生意，就这样，近1979年一年内，光化县工业产值就增长了28.78%，企业利润更是翻了近两倍。到1980年，全国参加利改税试点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43个。
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吕培俭，在上海参与试点方案研讨时提出，企业的基础设施等专项贷款和国家资金占用费，都应该在税后的利润中支付，不能在税前扣除，否则企业贷款越多，国家负担越大，这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要支持企业革新改造，宁可通过调节税率，多给企业留利。广西柳州的试点方案上，与上海略有不同，在偿还国家贷款方式上，上海是直接缴纳国家资金占用费，而当时亲赴柳州的税务总局局长刘志城则提出，资金分红的办法，即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依据其投资额的大小，和参与利润分配的性质，投资越大，利润越大，分红也越多。遗憾的是这两个在地方上形成的成功做法，没有能够在之后的全国利改税方案中推广。尽管如此，随着接下来两年试点工作的扩大，这项工作的经验和成果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