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机响了。一个韩国友人告诉她：“我在中国广西荔浦见过一个奶奶，还要去见另一个奶奶。可是，另一个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这几句中文虽然磕绊，但《女殇》作者段瑞秋听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离世的第三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
40万，这是目前根据文献和调查统计出来的亚洲慰安妇数量，其中中国占20万，实际数字可能还在此之上。当南京大屠杀的“30万”数字已经刻骨铭心，这个“40万”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在《女殇》中，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但到书出版时，她们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军史作家余戈说：“70多年前，有一群中国妇女，因为国家贫弱，因为中国的男人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而陷入了地狱。今天，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我们却仍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好好地读一遍，权当是为她们、为那段历史的送行。”
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
崔永元在《女殇》的推荐语中写道：“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