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谈武工队：最重要任务不是杀敌 是争取人心

日军的炮楼非常坚固，周围还有注水的壕沟，强攻必然得不偿失。因此武工队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上阵杀敌，是在敌占区争取人心，获得重要的物资与情报，配合主力部队开展作战行动，维持敌后交通线的畅通。

刘光军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8月28日A8版，作者：李一能，原题为：《敌后武工队智斗敌寇》

刘光军（1918年- ）广东韶关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抗日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留在太行山的“抗大”六分校任大队特派员。1946年，任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保卫科长。1977年，担任上海仪表局副局长。1983年离休。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因为身体原因，我未能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我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一台老式照相机，这是我在抗战中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忆起种种往事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家世居广东韶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家乡人民都非常气愤，说“日本仔”实在欺人太甚，许多爱国青年纷纷从戎报国。我的大哥刘梦晖与三哥刘如心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兄妹五人决定前往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参加革命抗日救国。父亲对我们非常支持，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报效国家，好得很！但是这次前往延安路途遥远，要照顾好两个十四、五岁的妹妹。”就这样，在1938年，我与大哥、三哥和两个妹妹一起，身背家乡竹筒做的水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我们时而搭车，时而步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当时大城市经常遭遇日军轰炸，我们只好设法绕路前行，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英国深造，我和其他三兄妹均留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二哥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正面战场。至此，我们兄妹六人，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队、不同的战线打击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