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殊的自然条件让其有一种空间上的生存危机感，企望向外扩张，当其国力强盛时，就将这种诉求变为行动。
本文摘自：《书屋》2015年12期，作者：冯天瑜 任放，原题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考》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风光秀丽，人物聪慧，数千来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天造地设、无可变更的邻居之缘，更是文明交会之缘，这交会中伴有笙歌，也时现杀伐，而大势是文明涵化，即异质文化接触引起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合状态。
中华文明其生也早，其形也昌，居东亚文明圈核心位置，曾经领先于处在边缘的日本。源于中国的稻作、蚕丝、铸铜、冶铁等生产技艺，汉字、儒学、华化佛教、律令制等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被日本选择吸收，结合固有传统，造就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客观而论，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邦（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等持此说）。古代中日间虽有少数几次短暂的军事冲突，主潮是友好相处，经济交流尤其是文化互动，颇有益于两国发展，并养成人民间的深情厚谊。汉名晁衡的日本遣唐士人阿倍仲麻吕与诗仙李白交厚，李白误闻晁衡返国时葬身海上，挥泪吟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阿倍回到长安，得见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题赠五言《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千载之后，我们朗诵此一唱和，仍为中日人民间的真情所感动。这种友谊的基础是文明互动，是文明互动造就的心灵互动。笔者多年来与日本友人交往，也有李白—晁衡似的同感。
古代—中世—近世日本的文化结构略为“日—中—印”（从观念系统而言便是“神道—儒学—佛教”），近代转变为“日本—西洋”（原有的“日—中—印”结构与“日—西”结构既相冲突又相融会，仍在继续演绎）。近代日本的大趋势是：不安于亚洲之囿，亟亟于进入西方列强队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之说最传神地昭显了此一走势，三个版次（1984、1993、2004）的日元万元钞一直印着福泽先生的肖像，也就毫不足怪了。这也是日本自古以来向慕“先进”、向慕“强者”传统的近代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