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到我这儿，万万没想到，竟然给了我个“半拉子分”，还赶不上一般妇女的报酬，属于等外品！我不在乎工分，而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5年8月27日第7版，作者：达式东，原题：《第一次评工分》
1968年10月，我来到内蒙古科左后旗插队。我们集体户是不同学校的几个知青临时组成的。那年年底，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的“评大寨工分”。这大寨式评工记分，是由大寨人创造的。按照“树标兵、自报、公议”三个步骤，找出公认的农活标兵，男标兵每天定为10分，由生产队长担当；女标兵定为8分，当然是妇女队长没跑。其他人先自报，由大家参照标兵对各人按政治表现、劳动态度、力气、技术程度进行评议定分。“四类分子”属于专政对象，没资格参加，他们的工分，一般都低于同等劳力。知青会咋评呢？谁心里也没数。
社员的工分很快就评完了，轮到我们知青头上了。初来乍到，今天说评就评上了。知青没有自报环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由贫下中农直接开评。嘿，真有差距了，有给整劳力分儿的，有给妇女分儿的，还挺麻利。评到我这儿，万万没想到，竟然给了我个“半拉子分”，还赶不上一般妇女的报酬，属于等外品！我不在乎工分，而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个堂堂七尺男儿，竟不如一般的妇女，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下乡虽说是“接受再教育”，可我满脑子里装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咱是“工人出身”，不也是领导阶级？所以不管干啥，我都会想，我是城里来的工人子弟，哪能和农民混在一块堆儿呢？尤其地头歇气儿，社员们人人用报纸撕的条儿“卷大炮”，抽旱烟时，乌烟瘴气；闲聊时，家长里短，荤的素的一起上。这时，我都会躲得远远的！而其他知青，却和他们有说有笑，混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我瞧不起农民，还是农民瞧不起我？
我认识到，我与农民之间有一堵高墙，我必须放下架子，与他们打成一片。
观念变了，对农民的感情也变了，我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淳朴，有什么好吃的，都请我们尝尝；哪个知青病了，他们都会拉到家里煮些热乎粥啥的，加点儿稀罕物慰劳慰劳。老农说：“对自己狠着点儿，别惜力，啥活儿也没有三天力巴头！”那以后我出勤是头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发烧拉稀都不耽误，冬天干活时大棉袄外系一条粗麻绳（下乡四十年纪念时还有知青劈面就问我，扎腰的麻绳还在吗？）；夏天只穿一条长裤；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各种农活都学到了手。锄地割地刨茬子，扬粪播种挑大泥，样样活计落不下！农民都夸我，像个庄稼把式了。歇晌时，我和他们有说有笑，在人群里，没人再说我和社员不一样了！身上也留下终身纪念的“光荣疤”：腿上是刨茬子镐头砍的；右手是磨锄头伤的；左手是割高粱镰刀拉的——当然，工分也挣的是整劳力分了。上秋时出河工，公社从工地上抽调我进指挥部，那可是按照三个民工量抵换我去的呢！脱胎换骨的结果是一年下来足足挣了四千多分，决算时，我的收入约合月工资三十多元，哈哈，一点儿不比留城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