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于北京病逝。凤凰历史频道特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高王凌先生撰文，追忆与杜润生相交往事。本文原标题为《杜老教我做调研》，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噩耗从一早就不断传来，有学生关心他们的太师傅，有江湖上朋友问询追悼会消息，还有约稿的好几家……
若论起我与杜润生杜老的个人交往，以至被称为他的“关门弟子”，甚至“千里传音”让我代领某一奖项……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农民“反行为”研究
那时候杜老刚刚赋闲，大家都很关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荐给领头大哥，后来成了粮食改革的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遂答以：“写书”。因为这是最方便的一种形式了，而且农村改革十年以来，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啊。自然，这须从“十年”，上溯到“三十年”。结果，几位朋友都有相似的想法，所以就由杜老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参加的人前后有陈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林毅夫、晓犁、南生、道峰、小焕等人。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我们曾召开一系列小会，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19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
记得第一次，是锡文和我们兄弟两人一起去二十二楼杜老家，他拿出新出版的史料，跟我们谈土地改革问题。说到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土地改革的第三层含义：“重组基层”（详见《杜润生自述》）。听了使人振聋发聩。他还留下我们吃饭。
后来我给小组提供了有关土改的文字，为帮助大家“回忆”，罗列了不少史料。杜老不太满意，但他并不明着批评我。那些日子我为此睡不好觉，做恶梦。记得第一次跟杜老出去开会，有一位太行出身的老干部还给我出主意。也有两个大牌的部长见我是生面孔，质问我：为什么（跟杜润生）做这些研究？他们什么理儿不懂？我只好说是因为“饥饿”。他不再吱声。后来崔晓犁告我，他有一个儿子插队时即死在雁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