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不久后部队机关整党开始，有人提出一条意见：张干事结婚，机关食堂为他大操大办宴席。按规定，对提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作解释。因此，我只能默认。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4月7日15版，作者：邹平 张学文，原题为：《一碗红焖肉成“大操大办”罪状》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部队任宣传干事。部队在吉林延边，母亲带着我未婚妻从山东老家不远几千里赶来，给我们办婚事。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时期，领导事先找我谈话：我们是政工干部，一定要突出政治，不能大操大办。政治处一位股长为我们主持婚礼，只用了1斤糖、两盒香烟、3斤苹果，总计5.7元钱。
当天晚饭，正遇上部队机关食堂改善生活（绝非因我结婚）吃红焖肉。我花1元5角钱买了3份，外加一碗大米饭。虽然很简单，却吃得很开心，自觉也算是“婚宴”吧。没想到不久后部队机关整党开始，有人提出一条意见：张干事结婚，机关食堂为他大操大办宴席。按规定，对提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作解释。因此，我只能默认。事后，我一碗红焖肉“大操大办”婚事成了战友们的笑料。（山东邹平张学文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