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叶克飞，原题为：《陈诚:主政台湾的“小委员长”》，本文系节选
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抑制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几乎包罗万象。“生管会”被誉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石，陈诚兼任生管会主任委员，尹仲容任副主任委员。（有人认为，陈诚对尹仲容的任用决定了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走向。台湾光复后头20年的经济政策大都出自尹仲容之手，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经济之父”。）其中，陈诚与尹仲容出力最多、惠及最广的举措是土改。
土改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
为什么要搞土改？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
陈诚并不是到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25%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动用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当局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