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并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我从她那儿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情，是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晖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有一个提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到底提了什么提案，同学那么不捧场，已经毫无记忆。但那一堂课，对我影响深远。不论是日后求学，还是工作，每当我兴起什么别人认为荒唐的念头或是没法接受的构想时，总会有个声音提醒我：“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二
第二件事，是在一次郊游中。
我们去到一个沙滩。同学们戏水，我在岸边负责看管大家的鞋子。闲来无事，就搞恶作剧，把一些鞋子藏进沙里。
要回家的时候，大部分鞋子都找到了。有一只，就是找不出来。我无地自容，但丝毫无助于鞋子的出现。天色越来越暗，场面有点混乱。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个头不小，酒气醺醺，手上拎了个东西，就是那只鞋。我们跟他要，他就是不给，欺负我们是孩子。
这个当儿，池老师过去了。她矮矮的个子还不到那人的肩膀。她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要鞋子。醉汉嬉皮笑脸的，有点不三不四。这个时候。突然“啪”的一声，她扬手给了那人结实的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