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机场去武汉市区的大巴车上，身旁坐着一个面容有些苍老的青年。他看上去最多只有30岁，但面色黝黑、深重，我猜他应该是一个从小就出门打工的少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坐在他身边。不是我恐惧他的面貌，是恐惧他在打电话的表情和声音。“我们总要见一见面。”他反复地说。我担心他情绪激动。无法控制自己。但还是诱惑战胜了恐惧，我坐在他身边。
“我们总要见上一面，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他反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电话那头的电话显然有随时挂掉的危险。但他并没有激动，他克制着自己，用哀伤的、哀求的、绝望的。然而又不放弃的声音，一遍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我们俩商量商量，我们总会想出个法子的，你不能不见我，你不能……”他没有说求求你了，他的绝望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他自己都不会察觉到的尊严。
电话那头的电话似乎有所松动。他们开始谈论地点。“我不想让你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说，“要么在武汉，要么在红安，我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总要见个面。我们总要想个法子。”他的普通话当然不标准，但是比很多学过普通话的人说的都要让人更容易接受。他的普通话肯定是五师自通的那种。
他似乎获得了某种保证，电话挂了。他似乎就要停在武汉，或者去红安了。他靠在了椅子背上。但是，这种沉默没有超过两分钟，他又突然拨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接通。应该是电话那头的电话在这一分多钟里关机了。刚刚看到希望的男人忽然又坠入绝望之中。他靠在椅子背上，不再说话，麻木地不看手机地拨着电话。
我用眼睛的余光搜寻了他多次。我看到，我确认，他眼里噙着了泪水，但是，他没有抽泣。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正在流眼泪：
我下车的时候，听到他焦急地问司机，从这里下车可不可以找到去红安的车子。
队少年时代远离家乡之后，我就经常在各种火车上。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年。到一个懒洋洋的中年人。我在火车上、汽车上，在车站、在公路边上，见到过很多眼泪。车站仿佛是储存眼泪的地方。这些眼泪不会惊天动地，不会让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甚至不会留下清晰的记忆。就在去年七月，同样的大巴车上，我的儿子在隔座上和我说话，竟然引起了座位中一个女孩的眼泪。它那么突然，让我不知所措，而我的儿子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