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人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感知自己渺小的。
比如崔老师。
崔老师的经历比较丰富。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一所全国重点中学当高中语文老师,评了高级之后调动到省城附近的一所国重继续从事教职。由于教学成绩优异,课余也爱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没几年,就到了教研室担任语文教研员。因为自己的实力和踏实的作风,崔老师从教研员又做到了招办主任的位置。这可是块肥缺,每年的考试那么多,再加上把关整个小城的中考高考,那里面的利益不待言说。
无论一部分老师把学校说得多么糟糕,其实学校还算社会上的一块净土,只要教学成绩优异,无论你个性如何,即使你不会讨好巴结,也是可以混下来的。
机关则不然,当教学成绩无法成为衡量价值的风向标时,圆融的人际关系和适时适量的与领导亲近就成了处世法宝了。崔老师看来不擅长这块。
没当多久,崔老师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正值壮年的他又被拉去搞教育科研。教育科研这块吧,现下比较流行。很多学校都提出“科研兴校”的口号,但是在早几年,教育科研还属于装点门面的板块,说白了,喊你搞教育科研,其实也就是把你闲置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所有的教育科研都是依照“做得好不如说得好”这个潜规则时,他却老毛病的宛如教书一般认真起来。一认真,就出问题。口号喊得响的,也许压根就没怎么做,而把教育科研拿来装点门面的,常常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名校,于是乎,崔老师又被搁置了,到了更为闲散的教育学会。
接触崔老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现在教育界有个通病,眼睛都唯上。只要上面舒服,哪管下面干什么?而学会这个组织吧,貌似评价很高,什么学术争鸣的高地,什么名家交流的平台,其实说穿了,就是民间组织一个,领导重视,还行,万一领导不重视,那就是“摆件”一个。学会,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养老院,退养所。
在所接触的学会工作人员不一样的是,崔老师特别较真。
交计划,订杂志,交总结,仿佛一年到头,学会就这三件事。其他学会人员常常是按兵不动,有要求就执行,有文件就下发,反正上面要求怎样就怎样,绝对不会旁生枝桠,另找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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