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班超，为人有大志。兄长被召入京，他和母亲随往，然而家中贫寒，班超于是为官家抄书，供养家用。这份工作自然辛苦，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开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大家听了，一场哄笑。班超愤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便是传说中著名的投笔从戎掌故。说起来，当年班超兄长班固因回乡写史而遭人告发，下了诏狱，班超上书汉明帝，受到召见，禀明实情，汉明帝对班固颇为赏识，于是才有被召的题材。汉明帝也因此记住了班超，在某个闲暇时候，问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实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为和兄长一样的文案工作。只是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笔研之间，后来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业，受封定远侯，终于践行了自己的豪言，与写成《汉书》的其兄，实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双壁。
班超最初养家糊口的抄书，古人称为佣书。手工抄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应该说，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誊抄的，不过佣书作为一种行业，班超的掌故却是见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只好确认为汉代。
在如今的人看来，抄书实在是份门槛很低的工作，其实不然。抄书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在班超的时代实在不属多数，即便在号称教育普及的后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识字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将书抄好也并不简单，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码清朗，还必须有相当的学养充当底气。这样看来，佣书竟是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佣书被视为一个行业，获得劳动报酬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就史籍的记载来看，班超之所以佣书，乃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也是所有佣书人的命门，更是这个行业能够存在的要义所在。就班超的个案而言，他的佣书，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钱。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佣书，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购买。